于是就出现了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间的选择问题。

笔者的调查表明，城市部门的日工资单价低于农业部门的日工资单价，农村劳动力就可以发生转移。改革总有风险，但各类改革的风险并不相同;有时候可以通过策略安排来降低风险。

第三，中国人的储蓄率很高，形成资本积累的强大源泉。后一项改革如果过于鲁莽，会有一定风险，但只要循序渐进地推进，也不会有太大麻烦。这就表明，在中国农民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农村劳动力会持续向城市转移，并且工资水平不会显著上升。我们见证了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在这块热土上，常常有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骤然呈现，让我们喜出望外。这三个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公正便大抵建立起来了。

第一，中国并不缺少建设用地，真正缺少的是优质耕地。但我们耳边也有警钟鸣响：我们还能续写发展的辉煌么 国内外有识之士纷纷指向一个严峻问题：中国能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在怀疑的声浪中，寻找着能让我们收拾信心、续写辉煌的力量。再有就是村民自治的选举制度。

所以，就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一个是公共领域，包括财税改革、民间组织发展等。可是由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推进改革会越来越多地触动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改革的阻力非常大，也由于改革的进步，使中国经济开始崛起，各级政府官员普遍自我感觉良好，不觉得需要推进进一步的改革。所谓顶层设计，原本是来自网络工程学(Network Architecture)的一种说法，英文原文是top-down design。

其优越性似乎也得到了某些短期业绩的支持。再比如深圳试水创新的民间组织无主管设立，现在已经在广东全省实施，实施效果很好，包括国家民政部的一些官员们也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有益无害的。

顶层设计要和基层创新相结合社会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巨型的系统，为了保证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和互动，必须要有从上到下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改革停顿不前，市场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加强使得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到扩大，于是腐败愈演愈烈，即便用严刑峻法也难以禁止，同时贫富差也愈拉愈大。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从西方各国政府短期政策中得到鼓舞。腐败猖獗和贫富分化加剧，为一些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运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大众提供了机会。

首先，近些年来，通过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分析和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争取形成新的改革共识近几年事态的发展表明，出现了总结不同顶层设计之争，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2001年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在讨论电子政务网络建设的问题时，发现许多地方往往热衷于购买最好的电脑、最好的外围设备来建设自己的网络，而不注意整个系统的设计。对于经济改革总体规划的讨论，大体上涉及三个领域：一个是私用品领域，即竞争性领域，包括市场开放、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农地改革、金融改革等项目。

本来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就不断受到来自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人们的质疑和反对。还有一个是市场监管，包括从实质性审批到合规性监管、反垄断执法等。

在这种情况下，既无压力也无动力，于是改革步伐开始放缓。事实上，中国改革进程中落后的方面，包括政府职能明确界定和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调整，都涉及到政治改革。

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样板工程，例如被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所盛称的高铁奇迹，还有某些地方依靠政府的强力动员和大量注入资源实现的超高速发展等等。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形成的新的改革高潮存在着缺陷。1990年12月和1991年2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从1991年年中到1992年年中，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到经济学家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认真探索，最后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这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系。对于政治改革的讨论，也大体上涉及三个领域：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宪政。一个是整个十二五时期的主线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另外一个要点是，实现这个转变的动力是全面改革。比如上海从前几年起就要求国有资本退出几十个竞争性行业，而且每年都要检查落实情况。

这种情况到80年代中期已经发生了改变。摸着石头过河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做法，因为那时我们与世界学术界已经隔绝了很多年，原来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是苏联式的体制，当事实证明这一体制是行不通的时候，对于到底怎样才行得通，心中是完全无数的。

比如说，政府机关的内网和外网之间是采取物理隔离的方式、还是逻辑隔离的方式，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首先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的问题。后来，由于1988年经济波动和1989年的政治波动，对于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分歧的意见。

十二五规划要求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所说的改革，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因此，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应当不是某个单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而是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还有广东省的一些体制创新也很值得注意。

后一种顶层设计的初始形态叫北京共识，后来则被称为中国模式更深入的有经济学家针对此现象，用数学模型预测出我国刘易斯第二个拐点出现的大致时间为2026-2030年前后。2011年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位，显示出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比如制度经济学派提出制度也是财富的源泉，劳动经济学则提出人力资本投入也可以加快经济的增长。

遗憾的是，此模型没有将人力资本投入纳入其中。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起，到现在的高新技术技术不断更新。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刘易斯对自己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定义分析，我国经济学家将这以理论中国化。推动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提高技术生产力。

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沿海地区、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劳动力人数的逐渐稀缺，劳动力逐渐回流至中部和西部地区。可以看到，一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力资本投入密不可分。我国经济学家针对我国的现状，通过数据分析指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重大。这一切显示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当然，从其他方面也可以延缓人口红利的到来。比如：逐步取消城乡户口差别，实现土地私有化。

也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到来会延缓，即人口红利消失会延缓。很多制造业工厂逐步迁移至印度、印尼等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甚至还有工厂重新迁回美国，寻求企业创新。

也就是说二者弹性大小将会影响劳动力需求数量，进而影响我国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到来，即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经济学家蔡昉最早提出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出现，其他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近年来的劳动市场变化分析得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处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之间。